1918：红星闪耀德意志 - 第512章 反差

    人们开始收拾工具，有人骑上自行车，有人爬上拖拉机，有人扛著锄头往家走。弗里茨发动收割机，突突突地开回仓库。赫尔曼和贝克尔走在最后面。
    贝克尔问：“赫尔曼同志，您种了多少年地了？”
    赫尔曼想了想。“三十多年。从小在地里滚。”
    贝克尔问：“您觉得种地苦吗？”
    赫尔曼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苦。哪有不苦、不累的活呢？
    但苦和苦不一样。从前苦，是没有盼头的苦。现在根本就说不上苦了。”
    他指著那片收割完的土地。
    “你看，这块地，今年收了八百斤麦子。明年，我想让它收九百斤。后年，一千斤。这就是奔头。”
    他们走到村口，天已经暗了。
    赫尔曼说：“今天累了吧？早点休息。”
    贝克尔摇摇头。“不累。就是……有点饿。”
    赫尔曼笑了。“那先去吃饭。食堂给你留著呢。”
    贝克尔走到食堂门口，看见老妇人提著篮子走过来。
    “小同志，今天累坏了吧？给你带了几个番茄，路上吃。”
    她把几个红彤彤的番茄塞进贝克尔手里。贝克尔想说什么，但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。
    他站在食堂门口，看著手里的番茄。阳光照在上面，红得透亮。他咬了一口，甜滋滋的。
    一九三二年九月，东普鲁士，边境某农业合作社。
    埃里希·韦斯特曼站在村口，拎著一只棕色皮箱，望著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    阳光很好，天空蓝得刺眼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麦子已经收了，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。
    空气里有泥土和乾草的味道，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寧静。
    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，写过三本小说，两本戏剧，若干散文。读者吹捧说他是“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”，说他的书“让人睡不著觉”。
    韦斯特曼自己觉得，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。
    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，藏著多少平庸和虚偽；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，不过是被口號驯服的羊群。
    当然，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。
    他只写风景，写爱情，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，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
    三天前，作协的通知到了：下乡实践，为期一个月。地点自选，但必须去，必须住满，必须参加劳动。
    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，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，知识分子要“接地气”，要“和工农兵结合”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微笑著点头，说“好，我去”。心里想的是：去就去，一个月而已。忍忍就过去了。
    火车坐了一天一夜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：
    “离开柏林，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。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站在村口，等著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。
    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。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裤腿卷到膝盖以上，脚上沾著泥巴。
    他脸上带著笑，伸出那双粗糙的手。
    “韦斯特曼同志？欢迎欢迎！我是村书记，叫库尔特。一路上辛苦了吧？”
    韦斯特曼握住那只粗糙，有力的大手。
    他笑了笑。“不辛苦。库尔特同志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    库尔特一把拎起他的皮箱。“不麻烦不麻烦。走，先去看看住的地方。”
    他们沿著村道往里走。路是柏油路，两边种著白杨树。房子大多是新建的，红瓦白墙，整整齐齐。有些院子里停著摩托车，还有一家门口停著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。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，土坯房，泥巴路，人跟牲口挤在一起。
    显然，他错了。
    库尔特边走边介绍。
    “咱们村二百三十户，一千一百口人。地不多，但地好，种麦子、土豆、甜菜。
    去年粮食总產一百二十万斤，上交国家四十万斤，剩下的自己吃，还有富裕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    库尔特又说：“今年收成更好。麦子刚收完，亩產八百斤。比去年多五十斤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还是点点头。他心里想：这些数字跟我有什么关係？
    库尔特带他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。
    “这是合作社的招待所，刚盖的。您住二楼，朝南那间。”
    房间不大，但乾净。一张单人床，一张书桌，一把椅子，床头柜上放著一盏檯灯。
    韦斯特曼把皮箱放在地上，走到窗前。田野一片金黄，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，消失在蓝天的尽头。
    库尔特站在门口。“您先歇歇。晚上食堂给您接风。明天开始劳动，行吗？”
    韦斯特曼转过身。“行。库尔特同志，谢谢您。”
    库尔特摆摆手。“谢什么。您是大作家，能来咱们村，是咱们的福气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望著那片田野，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。
    他想柏林的咖啡馆，那些朋友，那些彻夜长谈的夜晚了。
    他想起自己的书房，满架的书，窗台上的天竺葵，打字机嗒嗒的声音。他想起那些坐在台下听他朗诵的读者，那些热烈的掌声。
    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只有田野，泥土，拖拉机，还有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。
    韦斯特曼皮箱，拿出一本书，放在床头柜上。又拿出一本，放在桌上。
    他带了七本书，够看一个月了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已经计划好了，白天应付劳动，晚上看书。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
    傍晚，食堂给他接风。
    库尔特陪他吃饭，旁边还坐著几个村干部和劳动模范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坐在主位，脸上带著微笑，像出席一场文学沙龙。
    库尔特举起酒杯。“来，敬韦斯特曼同志。欢迎您来咱们村。”
    所有人都举起酒杯。韦斯特曼也举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    库尔特说：
    “韦斯特曼同志，您是城里的大作家，见的世面多。咱们村虽然偏僻，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。您多看看，多写写，给咱们村也添点光彩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点点头。“一定一定。”
    旁边一个老农民插嘴。“大作家，您写小说，是不是都坐在屋里编？”
    桌上有人笑了。韦斯特曼也笑了，“也不全是编。总要有点生活基础。”
    老农民说：“那您这回下乡，可有得生活了。明天跟我下地，翻地。翻一天，您就知道什么叫生活了。”
    桌上又笑了。韦斯特曼跟著笑，心里却在想：翻地？我一个作家翻什么地？我写的是人的內心，又不是农业经验。
    库尔特看出他的不情愿，连忙打圆场。
    “韦斯特曼同志是作家，脑力劳动。下地的事，意思意思就行，別累著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说：“没关係。既来之则安之。”
    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：既来之，则混之。一个月，忍忍就过去了。
    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。
    “韦斯特曼同志！起床了！该下地了！”
    他睁开眼睛，窗外还是一片漆黑。他看了看表，五点了，韦斯特曼深吸一口气，穿上衣服，推开门。
    库尔特站在门口，手里拿著两副厚帆布手套。
    “今天翻地。您跟著就行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接过手套，跟著他往外走。
    路上已经有几个人了，扛著铁锹，推著手推车，往田里走。
    有人骑自行车，车筐里装著饭盒。有人开著拖拉机，突突突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寂静。
    等他们到了田头。翻地已经开始了，拖拉机拉著五鏵犁，在麦茬地里犁出一道道深沟。泥土被翻起来，黑油油的，在晨光下闪著光。韦斯特曼站在田边，看著那些忙碌的人，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
    库尔特递给他一把铁锹。“您跟著费曼同志，他教您。”
    费曼已经自己先干起来了。
    他把铁锹插进土里，脚一踩，手一压，一锹土就翻过来了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学著他的样子，把铁锹插进土里。土很硬，铁锹只进去一半。
    他使劲踩了一脚，铁锹进去大半，但拔不出来了。他使劲拔，终於拔出来，但土没翻过来，只是堆在锹面上。
    他又试了几次，每次都差不多。
    费曼看了他一眼，走过来，接过他的铁锹，示范了一遍。动作很慢，每一步都拆开，
    “锹要斜著插，不能直著。脚要踩在锹背上，不是边上。手要压，不是抬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又试了一次。这一次好一些，土翻过来了，但歪歪扭扭的，不像费曼翻的那样整齐。
    费曼说：“行。就这样。慢慢来。”
    说完，他走回自己的位置，继续干活。
    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田边，手里拿著铁锹，心里一阵烦躁。
    太阳升起来了，照在翻过的土地上。
    韦斯特曼弯下腰，继续翻地。
    他的动作很慢，每一锹都要用尽全力。汗从额头上滴下来，滴在泥土里。手开始疼，掌心起了水泡。腰也疼，背也疼，全身都在疼。
    他停下来，直起腰，大口喘气。
    旁边的人还在干，没有人看他，没有人笑话他。
   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一锹一锹地翻地。
    韦斯特曼低头看著自己翻的那一小片地，歪歪扭扭，深浅不一，和旁边那些整齐的沟垄形成鲜明对比。
    中午，太阳升到头顶。库尔特喊吃饭，所有人都放下工具，聚到树荫下。
    食堂送来了午饭。韦斯特曼坐在田埂上，啃著麵包，手在发抖。那几个水泡全破了，掌心红红的，碰什么都疼。
    费曼走过来，递给他一双手套。“怎么不把发下来的手套戴上呢。你的手嫩，不经磨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接过手套，
    “太热了，就没带。”
    费曼咬了一口醃肉。
    “你们城里人，写书不容易。我们种地也不容易。但都不容易，就一样了。”
    韦斯特曼看著他。“一样？”
    费曼说：
    “对。都是干活。你们用笔，我们用锹。都是养家餬口。从前我种地，累死累活，养不活一家人。
    现在我种地，还是一样的累，但一家人吃得饱，穿得暖。我儿子上了大学，在城里当工程师。这就是不一样。”
    “所以，累也值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