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1985:渣男改拿深情剧本 - 第72章 一次深入的採访
图书馆。
顾寻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上,手里的钢笔顿了顿。
窗外飘进来几片银杏叶,落在摊开的稿纸上,像金色的书籤。
他轻轻捡起一片,对著阳光看了看。
叶脉清晰,边缘已经微微捲曲。
今天是周三,下午有採访。
《文艺报》的专栏《城乡手记》发到第三期,渐渐有了一些反响。
上周宋知夏带来消息。
“我哥说,有记者想採访你。”
顾寻当时就愣住了。
他才大二,虽然大一就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《坡上宴》,后来又陆续发了几篇,还在《文艺报》开了专栏,但总觉得这些都是侥倖。
採访?
他有什么值得採访的?
“別急著拒绝啊。”
宋知夏劝道。
“我哥说了,这不是为你个人,是让更多人看到农村青年的可能性。
你想,你的经歷,对那些还在乡下读书的孩子来说,是多大的鼓励啊!”
这话打动了顾寻。
他想起了黄土坡的孩子们,想起了妹妹小月。
小月在信里说,村里好多孩子都把他当榜样,说他能从黄土坡考到清华,还能发表文章,太了不起了。
如果他的故事能鼓励更多孩子好好读书,那接受採访就不是一件私事。
他答应了。
採访安排在下午两点,地点是图书馆一楼的小討论室。
中午,顾寻回宿舍换了件乾净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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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母亲做的那件藏蓝色布褂,很整洁。
刘建军看见他换衣服,打趣道。
“哟,顾寻,这是要去见丈母娘啊?”
“去接受採访。”
顾寻老实说。
“採访?”
刘建军瞪大眼睛。
“行啊你小子!大二就混到被採访了!哪个报社的?”
“《文艺报》介绍的,具体哪家不清楚。”
“好好说!给咱们宿舍长长脸!”
刘建军用力拍他肩膀。
“別紧张,有啥说啥!”
王维从书本里抬起头,推了推眼镜。
“顾寻,记得实事求是就好。
你的经历本身就很有说服力。”
陈建国正在擦他的运动鞋,抬头说了句。
“领子。”
顾寻低头一看,领子確实有点皱。
下午两点,他准时来到討论室。
房间不大,摆著一张长桌,几把椅子。
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在桌上投出一块明亮的光斑。
已经有人等在那里了。
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,穿著灰色的列寧装,齐耳短髮,戴著一副黑框眼镜。
她面前摊开一个笔记本,手里拿著一支钢笔。
看见顾寻进来,她站起身,伸出手。
“顾寻同学吧?我是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,姓林。”
“林记者好。”
顾寻和她握手。
她的手很暖,很有力。
两人在桌边坐下。
林记者从包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,倒了两杯水,推给顾寻一杯。
“喝点水。”
“谢谢。”
顾寻接过,双手捧著搪瓷缸子。
水温温的,正好。
林记者翻开笔记本,开门见山。
“顾寻同学,我读过你的《坡上宴》,也看了你在《文艺报》上的专栏。
很朴实,很真诚。
今天来,就是想和你聊聊,聊聊你的故事,聊聊你的写作。”
她的声音很温和,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。
顾寻紧张的心情稍微放鬆了些。
“那我们从头开始吧。”
林记者说。
“我了解到,你是1985年从甘肃黄土坡考到清华的。
能说说当时的情景吗?”
顾寻喝了口水,缓缓开口。
“那时候家里穷。
我考上清华的消息传到村里,大家都高兴,但也都发愁。
路费凑不出来。”
他停了一下,眼前浮现出那个秋天的画面。
“后来,村里摆了坡上宴。
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钱、粮票、鸡蛋。
老顾叔拿个红皮本子,和小月一笔一笔地记,叫恩情簿。
我记得,张家五毛,李家三斤粮票,王家十个鸡蛋”
他说得很慢,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。
林记者认真地听著,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几笔。
“那本恩情簿,你还留著吗?”
“留著。”
“到了清华之后呢?適应吗?”
顾寻想了想。
“一开始不太適应。
城市很大,学校很大,同学来自全国各地。
但我运气好,遇到了很好的室友,也遇到了愿意帮助我的老师。”
“我听说你大一就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作品?”
“是。”
顾寻点点头。
“《坡上宴》。
写的就是村里为我摆百家宴的事。
当时写完了,也不知道该投哪里,就鼓起勇气投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
没想到李敬泽编辑看了,觉得不错,亲自给我回信,指导我修改。”
“大一就能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,很了不起。”
林记者由衷地说。
顾寻摇摇头。
“不是我写得有多好,是故事本身打动人。
黄土坡乡亲们的情义,那种从牙缝里省出钱粮也要供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儿,本身就很有力量。
我只是如实写下来。”
“稿费怎么用的?”
“大部分寄回家了。”
顾寻说。
“家里需要用钱。
剩下的买书,买稿纸。
那时候我还在图书馆做勤工助学,生活费勉强够。”
“《城乡手记》这个专栏,是怎么开始的?”
“是《文艺报》的宋编辑。
宋知夏同学的哥哥。
邀请我写的。”
顾寻说。
“他说看了我的文章,觉得我对城乡之间的观察很细腻,问我愿不愿意开个专栏,每月一篇,写写这方面的见闻。”
“你写得很好。”
林记者说。
“特別是写胡同里周师傅的小饭馆那篇,那种烟火气,那种人情味,写得很生动。
你是怎么想到写这个的?”
顾寻笑了笑。
“我常去周师傅那儿吃饭。
他是返城知青,在陕北插过队,会说几句我们那边的方言。
他的小饭馆叫回家吃饭,他说,开饭馆不是为了挣大钱,是为了让那些回不了家的人,能在这里吃口热乎饭,感受一点家的味道。”
他停了一下,又说。
“我觉得,周师傅的饭馆,就像一座桥。
连接著首都和陕北,连接著城市和乡村。”
林记者点点头,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
“你现在大二了,课业重吗?怎么平衡学习和写作?”
“课业確实不轻。”
顾寻老实说。
“但我们系的老师都很好,知道我在写作,也很支持。
时间上我起得比较早,每天早晨六点开始写,写到八点,然后去上课。
晚上如果没有课,也写一会儿。
周末时间多一些。”
“每天都能坚持?”
“儘量坚持。”
顾寻说。
“写作就像种地,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
每天写一点,哪怕只写几百字,也比什么都不写强。”
林记者笑了。
“这个比喻很生动。
你觉得自己是那种有天赋的写作者吗?”
顾寻想了想,摇摇头。
“我不知道什么叫天赋。
我就是喜欢写,想把看到的人和事写下来。
如果非要说什么天赋可能就是对生活的观察比较细吧。
在黄土坡长大,看惯了土地上的春种秋收,看惯了乡亲们的喜怒哀乐,这些经歷让我对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关注。”
“你的长篇小说写得怎么样了?”
林记者问。
“《旱塬纪事》。”
顾寻说。
“写了快四个月了,现在有三十多万字。
预计年底前完稿。”
“写长篇和写短篇有什么不同?”
“很不一样。”
顾寻认真地说。
“短篇像短跑,需要爆发力。
长篇像马拉松,需要耐力。
写长篇最难的是保持节奏,不能太快,也不能太慢。
有时候写著写著,会觉得人物活了,故事自己往前走,那种感觉很奇妙。”
“写作过程中,有没有特別困难的时刻?”
“有。”
顾寻坦言。
“有时候卡住了,几天写不出一个字,就会怀疑自己。
我能写完吗?写得有价值吗?
但每次想到黄土坡,想到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,就又有了动力。”
他想起那些熬夜写作的日子。
秋天的夜晚,图书馆里很安静,只有他一个人。
檯灯的光晕在稿纸上圈出一小片温暖。
窗外是清华园静謐的夜色,窗內是他与文字孤独的对话。
“支撑你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?”
林记者问。
顾寻沉默了一会儿。
这个问题,他问过自己很多次。
“是责任。”
他缓缓说。
“对黄土坡的责任,对乡亲们的责任。
他们用恩情簿托举我出来,我不能只是自己往前走。
我要用我的笔,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,让更多人看到。”
他说得很慢,每个字都像经过深思熟虑。
“还有是对文字本身的责任。
李编辑说过,文字是有重量的。
写下的每一个字,都要对得起这份重量。”
林记者认真地记录著。
房间里很安静,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和窗外隱约传来的风声。
“你在写作上,有什么特別想感谢的人吗?”
“很多。”
顾寻说。
“感谢李敬泽编辑,他给了我第一次发表的机会,也给了我很多指导。
感谢图书馆的赵老师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工作。
感谢宿舍的室友,他们从不因为我是农村来的而看轻我。
感谢读书会的朋友,和他们的討论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”
他停了一下,补充道。
“当然,最感谢的是黄土坡的乡亲,是我的母亲和妹妹。
没有他们,我走不到今天。”
採访进行了快两个小时。
林记者的问题很细致,从创作细节到生活琐事,从对文学的理解到对时代的观察。
顾寻都一一回答,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刻意的拔高,就是朴朴实实地讲述。
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討论室里的光线变得柔和,桌上的水已经凉了。
林记者合上笔记本,看著顾寻,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。
“顾寻同学,回顾你走过的路。
从黄土坡到清华园,从农村娃到大学生、作者。
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吗?”
顾寻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低下头,看著自己粗糙的、指节分明的手。
那是从小干农活留下的痕跡。
然后又抬起头,看向窗外。
暮色中的清华园静謐而庄严,远处的教学楼亮起了灯。
“是幸运的。”
他最终说,声音很平静。
“但不是因为我考上了清华,也不是因为我发表了作品,更不是因为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採访。”
他顿了顿,一字一句地说。
“我的幸运,是因为我背后有整个黄土坡。
有那些从牙缝里省出钱粮的乡亲,有那些用颤抖的手在恩情簿上按下手印的乡亲,有那个不识一字却咬牙供我读书的母亲,有那个说哥,我要像你一样考到首都的妹妹。”
“我的幸运,是很多人的托举。
是他们用肩膀把我扛起来,让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。
而我,只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,做了我该做的事。”
他说完了。
房间里一片安静。
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暉从窗户斜射进来,正好照在他脸上。
那张年轻的脸庞被镀上了一层金色,眼神清澈而坚定。
林记者很久没有说话。
她只是看著顾寻,看著这个穿著布褂、眼神朴实的青年。
然后,她轻轻点了点头,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。
“谢谢你,顾寻同学。”
她收起笔和本子。
“今天的採访很有收穫。
你的故事,你的思考,都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报导里。”
“应该是我谢谢您。”
顾寻站起身。
“愿意花时间来听我说这些。”
两人握手告別。
林记者背著包走了,顾寻一个人留在討论室里。
他没有立刻离开,而是在椅子上又坐了一会儿。
窗外的银杏叶还在落,一片,又一片。
图书馆的灯一盏盏亮起,在渐浓的暮色中温暖而明亮。
顾寻想起林记者最后问的那个问题。
“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吗?”
是的,他是幸运的。
但这份幸运,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
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裳熬红的眼睛换来的,是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的每一分钱堆起来的,是他在图书馆无数个清晨的苦读写出来的。
幸运的背后,是无数具体而微的努力、付出和坚持。
他站起身,收拾好东西,走出討论室。
走廊里很安静,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迴响。
走到图书馆门口时,他停下脚步,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个小房间的门还开著,里面空无一人。
但刚才那两个小时的对话,那些真诚的问答,还留在空气里,像某种看不见的印记。
推开图书馆的大门,秋夜的凉风扑面而来。
顾寻裹紧了衣服,走进夜色中。
银杏大道上的路灯已经亮了,昏黄的光晕照著满地的落叶。
有几个学生在路上散步,笑声在夜色中清脆地迴荡。
远处食堂飘来饭菜的香气,是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回到宿舍时,屋里正热闹。
刘建军在泡脚,王维在看书,陈建国在整理床铺。
看见顾寻回来,刘建军立刻问。
“怎么样?採访顺利吗?”
“还行。”
顾寻放下书包。
“记者都问啥了?”
王维也抬起头。
“问了很多。
从黄土坡问到清华园,从写作问到生活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?”
刘建军好奇。
“就实话实说。”
顾寻笑了笑。
陈建国难得地插了一句。
“实话实说最好。”
顾寻拿出纸笔,准备给家里写信。
他要告诉母亲採访的事,要告诉妹妹好好学习,要告诉乡亲们,他在首都一切都好。
笔尖落在信纸上,他写道。
“娘,小月:你们好。
首都已经入秋了,天气转凉,你们要多添衣裳。
我一切都好,勿念。
最近有记者来採访我,问了很多咱们黄土坡的事。
我一五一十都说了,说了百家宴,说了恩情簿,说了您承包果园的事”
那些遥远的记忆,那些具体的人和事,此刻都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他知道,无论走多远,这些记忆都是他的根。
夜深了,宿舍楼渐渐安静下来。
顾寻写完信,仔细折好,装进信封。
窗外,秋风吹过,银杏叶沙沙作响。
顾寻躺在床上,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。
今天採访的每一句话,每一个问题,每一个回答,都在脑海里回放。
特別是最后那个问题。
“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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